马上就到4月，新华大院的朋友们前几天在一起聚餐，回想起小安，他已经走了快4年了……

小明说他和小安是1958年随父母到新华大院的。

1962年以前我都是住校，只能在寒暑假和各位朋友玩儿在一起。高中走读了，才在大院和大小孩子们熟络起来。当年和机关的大人们学习打羽毛球，并在球场上记住了戴小安。我把他当作小孩子，甚至以为我得教他几招。不成想几拍下来，我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他的对手。别看他身材瘦小，但他步伐灵活，动作矫健，大小球施展的变化莫测，往往把我打得疲于奔命，只有招架之功，全无还手之力。从来我跟他打羽毛球，总是输多胜少。

暑假，几位大哥哥级的如缪经华、王启阳、庄红胜、严挺等，经常带我们骑车到陶然亭游泳场去游泳。有一次小安也去了。结果他不知被谁从身后推了一个大马趴，两只门牙生生磕掉。只见他满嘴鲜血，哭着喊着“我的牙！我的牙！”我和启光只有愤怒，却不知何人所为，无可奈何，启阳、红胜则赶紧带他找医生救治。

1967年2月，我和启光、李周、八开（丁丁）、小安，乘南下的列车，欲前往西双版纳一游。临行记得李蕴辉阿姨跟我和启光交代，你们是大哥哥，小安就交给你们了，你们要好好照顾他。几经波折，我们终于有惊无险地到达昆明。那时中央已经三令五申，学生要停止串联，回校复课闹革命，而我们却“逆潮流而动”，冒充云南学生，游山玩水去也。

但这一次却不那么好玩儿，各地学生接待站很多撤销，我们一行9人（途经武汉站，又结识地质部子弟4人同行），目标大，食宿行颇成问题。但那时大家好像并不在意，只管前行。为省钱，不乘长途汽车，就只能步行，目标西双版纳。一路上怎么吃，记得很少，只记得晚上住过学校的教室，拼起几张课桌当床，倒头就睡；只记得用几枚毛主席像章，博得货车司机的同情，捎带我们好几十公里；还记得曾偷扒缓慢爬坡的大卡车，从一个小城走到另一个小城。回想起来，一路青山绿水，蓝天白云，风景秀丽，羽毛鲜丽的鸟儿在眼前掠过，而我们却无暇观顾，一路闷头走路。

期间我们曾在昆明弄到一只流浪狗，时不时喂它点儿吃的，我给小狗起名黄安（此对小安大不敬了），那狗儿竟天天摇尾跟随。有一次我因拉肚和大家分离，后来听说他们带黄安大闹昆明动物园，被公安审问，多亏小安哭哭啼啼，用眼泪唬住那帮人，居然平安无事归来（此节应有启光、李周、八开详述）。第二天又在大街看到黄安，一叫，那狗儿在大伙儿腿间窜来穿去，十分兴奋。

经玉溪，过峨山，到元江，已经离开昆明五六百里了。时间也过去近一个月。白天奇热，晚上巨冷，躺在大地上，眼望星空，跟李周学会了吟唱长征组歌之“入云南”：天如火、水似银……

大家有点疲劳了，再往前走的兴致越来越低，此处离西双版纳还有数百公里，最糟糕是我们的钱快花完了。大家情绪都不高，小安又开始发飙：哼哼唧唧哭将起来，说想家了，想妈妈，我不禁大怒，把小安绑在我们住所的一根木桩子上，打了他几巴掌，吼道不许哭！启光也说，你妈妈把你交给我们，我们就得好好教训你！元江县有一个邮局，我们每个人都给家里打了电报或写了信，要钱。我们将弹尽粮绝。

记不得是谁说道，等家里寄钱得几天呢，下一站是墨江，我们不如到那儿去一趟，听说那里的墨江刀不错，我们去买几把，然后等钱寄来打道回府。从地图上的标注看，按比例尺一量，元江和墨江距离不远，大约四五十公里，按我们这一个月来的行进，每小时10里的速度，每天走八九个小时，两天一个来回差不多。结果当我们真正开始行动了以后，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与实际相差太远。小安因得过肝炎，他妈妈特别嘱咐关照他不要搞得太累，我们本想让他留守驻地，但他执意同行，于是我们出发。路上在一个工地上和工人们吃了一顿饱餐，但是十个小时之后，仍然是山连着山，根本未见墨江的影子。天已大黑时，我们顺着远处的灯光，找到一个大门紧闭的院子。敲开大门，看门人听说了我们的来历，居然毫不怀疑我们的身份，带我们一行进到一排房子里，让我们在干净的床铺上睡了一个好觉。我们深深体会到当地老百姓的待人之热情。第二天又走了多半天，下午到达墨江。经讯问，方知元江到墨江整80公里，160里地！草草午饭，就寻找买墨江刀的所在。有人给我们推荐了现打刀具的工场，我们每个人按自己的要求请师傅为我们打了数把刻血槽、镶牛角把的漂亮的墨江刀。记得3.50元一把，比市场上卖的还便宜呢。第三天我们一气返回元江，160里地足足走了16个小时！不记得我们是否吃饭，在哪儿吃的饭，只记得我们就是走走走，沿着碎石子铺就的公路走。我看到体弱的小安跟着我们顽强地走着，没有一点畏惧和埋怨。累，我们谁也不说话，只是走路，一公里一个的路标从我们身边晃过。路上我们居然没有找到留宿我们的那个院子，后来听说那是一个什么矿的招待所。距离元江县城10里的地方，深夜，有当地人给我们指路，我们全体在山沟里一个温泉浴池泡了个澡，昏昏睡了个把小时。当着我们进入元江，全县城所有的狗都叫了起来，那时是深夜两点钟左右。

后来，启光、八开、李周各自收到家里寄来的钱，各自用各自的方法回家。我和小安没有收到家里的钱，和地质部的四个哥们儿，用从昆明车站“借”来的钱买了火车票，一站站往北京进发。在西安车站，我们六个人只剩五分钱。在分食了当地五分一个的烧饼之后（北京六分一个），小安留在车站看守行李，我们则步行从北到南穿过整个西安城，找到西安电讯工程学院的新华子弟严挺和地质部王克锦的哥哥，吃饱饭并借到钱，精神抖擞回到车站，此时已过去三四个小时，只见饥饿疲惫、面色苍白的小安用微弱的声音问我，“新新，弄到钱了吗？”我大声说，走，跟我吃饭去！小安狼吞虎咽地吃光一大碗哨子面，方才见到他气色渐佳。

此后，我当工人，他插队、当兵、也进工厂，再干公司，见面只在新华大院的春节聚会时，我们都娶妻生子，渐渐年老。我们在一起喝酒，他醉意朦胧，喃喃地絮叨着，新新，你老打我，我连忙回道，真的对不起……如今小安先我而去，令人扼腕，却时时想念他。

2012年3月